闽南乌龙茶《宝洪传香》的闽僧与闽茶

《宝洪传香》的闽僧与闽茶

5月20日,《宝洪传香》摆在书案,空闲时读上几章节,总能引发无限感慨。
云南宝洪禅寺、昆明、浙江皎然、福建开元寺……仿佛是一副长卷,引人入胜。
全书章节蕴含着浓郁浑厚的文学

5月20日,《宝洪传香》摆在书案,空闲时读上几章节,总能引发无限感慨。
云南宝洪禅寺、昆明、浙江皎然、福建开元寺……仿佛是一副长卷,引人入胜。
全书章节蕴含着浓郁浑厚的文学艺术、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。
《宝洪传香》是作者多年来对云南宝洪禅寺历史特性研究的总结。
经过深入研究,解读了福建禅茶一脉的传播。
  我国以茶待客的礼仪由来已久。
据文献记载,江南一带,两晋、南北朝时,“客坐设茶”便成为普遍的待客礼仪。
唐朝,它更发展为全国性的礼俗。
如白居易《曲生访宿》称:“林家何所有,茶果迎来客”;李咸用《访友人不遇》记:“短棒应棒杖;稚女学擎茶”;以及杜荀鹤《山居寄同志》所说:“垂钓石台依竹垒,待宾茶灶就岩泥”,等等。
  以茶叶相馈赠,在我国也出现得很早,唐朝以前的文献记述不多,而在《全唐诗》中,馈赠茶叶则成为常见的题材。
如李白《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》、柳宗元《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见赠酬之以诗》、白居易《萧员外寄新蜀茶》等等,粗略查点,《全唐诗》关于答谢馈赠茶叶的诗篇,达30余首,可见茶在当时受人重视之一斑。
 《宝洪传香》围绕唐朝以茶为礼、以茶相馈盛极一时的历史,围绕茶的饮用,还兴起了其他新的风尚,茶会即是最值得称道的一种。
“茶会”(今之茶话会)一词,最早就见之于唐诗。
在《全唐诗》中,除武元衡《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》一诗外,还有刘长卿的《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》,钱起的《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》,以及周贺《赠朱庆余校书》中“树倚池岛鹤,茶会石桥僧”等诗篇和诗句。
可能由于茶会在当时刚刚兴起,有的诗篇中,又称为“茶宴”和“茶集”等。
如李嘉祐即席诗《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》,钱起《与赵莒茶宴》等即是。
这些不同的称法,表明当时社会对茶会或许未形成一致的提法。
另外,从上述诗篇中,我们也不难看出,诗中所记的茶会、茶宴或茶集,都与寺庙僧人有关。
  种种迹象表明,茶会或许是由寺庙闽僧首先兴起的。
茶对佛教来说,不只是“荡昏寐”、“净尘心”有助于修行的饮品,而且是用以标榜俭朴的“素业”。
这也给《宝洪传香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肥沃的艺术土壤。
  福建的禅茶博大精深,历史久远。
据可考的文字记载,率先与佛教结缘的茶叶来自福建。
福建佛教寺院培植的名茶,最早见于南安县莲花峰的摩崖石刻“莲花茶襟”。
莲花峰位于丰州镇北桃源村的西北处,峰高约120米,早在西晋即建有莲花岩寺。
“莲花荼襟”意思是说,在莲花峰上向四周俯视,只见茶园如襟如带,层层叠叠,尽是绿油油的茶园。
摩崖石刻没有署名,只有落款“太元丙子”4字。
莲花峰上“莲花荼襟”的摩崖石刻,比问世于唐建中元年(780年)陆羽撰的《茶经》还早404年,可算是福建最早的一处有关茶文化的摩崖石刻。
莲花自古是佛教的象征,莲花峰上莲花岩寺的“莲花茶襟”摩崖石刻,记载了福建茶叶与佛教自古不分家的历史事实。
《宝洪传香》在文中予以阐述,为点睛之笔。
  福建禅茶文化对云南禅茶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,影响中国乃至整个西南文化圈数百年,促进了闽滇两地的人文进程。
千百年来,与《宝洪传香》描写的闽籍僧人玄尘一样,人们在茶叶种植、制作、品饮的开发中,引茶入佛,以茶参禅,创造了烛照千古、影响世界的禅茶文化,为禅茶文化作出了贡献。
  该书作者林建、吴世界,得之于福建灵性山水的孕育,得之于闽越文化丰厚底蕴的培植,得之于知书达理的家族风范。
因此,更能把握时代的契机,承前启后,继往开来,在广阔的时空交错中,将本土文化和独立人格熔铸于民族和时代的交汇点上,放射出璀璨夺目的精神礼花,在绚烂的历史添加了厚重的一笔。
 《宝洪传香》是一部关于闽滇禅茶交流的长篇传奇故事。
作者有感于闽滇两地禅茶渊源,搜集资料,巧借虚构的手法,演绎出闽人陈闽生悟禅品茶、开辟茶路、发扬禅茶文化的传奇故事。
作品中厚重时代背景、丰富的禅茶文化,增加了作品的底蕴。
主人翁遁入佛门并非避世,而是为了修身与弘法,值得敬仰。
他身体力行,促进闽滇两地文化交流,令人钦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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